本文轉載自澳洲法律評論
作者：
Gabrielle Jiang姜天怡律師 AGC Lawyers華盛律師事務所
遲祖光合伙人律師 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
隨著中澳間的貿易商業互動增加與貿易頻繁，大家逐漸關注涉及中澳兩國之間的跨境法律事務問題。
跨境商貿交易行為現已司空見慣，不可避免地，中澳兩國之間的裁決判決承認與執行的問題就會浮出水面?？缇硞鶆杖绾巫肥?，跨境詐騙如何訴訟，法律文書怎么樣才能雙邊送達？反之，若您獲得澳洲身份那留在中國的資產如何可以一次性轉移到澳洲來？跨境繼承問題怎么解決？您的生意想要走出國境時，無論您現今是在澳大利亞還是中國，如何對您未來的合作伙伴做跨境盡職調查？
從業多年后，我們發現，起初多為華人同胞來咨詢跨境法律事務，小到授權他人代辦買賣交易，大到復雜的跨境并購項目。慢慢地，近些年，越來越多的澳洲客戶也來跟我們咨詢跨境商貿方面的法律問題以及潛在風險。
《澳洲中國法實踐指引》旨在幫助中澳新移民和企業更好地澳洲理解和實踐中國法發掘商機。您可從《指引》中大致了解您需要留意的所有相關在澳中國法律和法規的理論與應用，從而最大程度地保護自己的法律權益。
—— 林匯銘律師
《澳洲法律評論》總編
01
?新南威爾士州首次執行中國判決?
2020年，一個里程碑式的新案件出現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5月19日，新南威爾士州最高法院首次承認與執行了中國法院判決（Bao v Qu; Tian（No 2）[2020] NSWSC 588）。此案向中國及其他地區的債權人給出了明確的指導方向，即如果滿足澳大利亞普通法的要求，新南威爾士州法院（可從廣義上推測出，澳大利亞其它地區的法院同樣適用），將執行該外國法院判決。
中國部分案情提要：
在該案件中，原告和被告都是中國公民。兩名被告為夫妻。據稱，被告沒有償付從原告那里借來的貸款。2014年，青島市嶗山區人民法院向原告送達了一審判決。一名被告提出上訴，兩名被告均在山東省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進行了二審開庭。法院作出最終判決（也即本案中的“中國判決”），判被告于2015年向原告支付人民幣2,050,000元與相應款項的利息。
原告在中國的追債結果非常不樂觀，僅追回人民幣19,205元。被告已于中國判決宣判后，離境。2019年，原告發現被告已移民到澳大利亞，后向新南威爾士州高院申請承認并執行中國判決。
澳洲部分案情提要：
原告根據普通法于2019年向新南威爾士州最高法院申請執行中國判決。被告人居住在新南威爾士州，并親自介入了法院訴訟程序。
被告承認青島法院具有管轄權，中國的判決是具有終局性的，且承認自己為判決中的債務人。但是，被告聲稱，在中國法院判決此案之前，已將大量欠款償還給了原告。原告駁回了這一論點，且表示，即使此事為真，辯護理由也應在中國審判程序中提出，新南威爾士州法院僅應在中國法院判決的承認和執行問題上進行審查。
新南威爾士州法院認為，若被告已于某一時刻將大部分欠款歸還原告，那么應在中國境內向管轄法院提出。與此同時，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被告曾在中國提出過此項抗辯理由。
新南威爾士州法院關注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判決是否存在錯誤。就是說，中國法院是否有意或不作為地錯判了還款金額。新南威爾士州法院認為，沒有證據表明中國法院非法地剝奪了被告提出抗辯的機會，也沒有證據表明法院沒有依法告知被告。此外，并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被告所主張的償還債款是真實存在的。最后，新南威爾士州法院駁回了所謂的大部分欠款已償還的抗辯理由，并同時拒絕重審中國判決。
第二個問題側重于中國判決中判處的懲罰性利息(punitive interest awarded)的法律性質。中國的判決包括兩種類型的利息算法。第一類是一般利息，其計算依據是“與同期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同類貸款基準利率”。第二種是根據《中國民事訴訟法》第253條判處的懲罰性利息，即“如果在2015年9月20日前未償還判決債務，則在履行延遲期間，應償還債務利息翻倍。澳洲法院裁定，利息翻倍的部分，予以承認。
原告就中國判決中的利息部分內容，獲得了澳大利亞法院的支持。此外，如果被告未能遵守中國判決中利息部分的要求，那么新南威爾士州《民事訴訟程序法》所規定的標準利率將適用于NSWSC判決。
?維多利亞州案例?
從2017年到2019年，共有三起案件，涉及到在澳大利亞承認和執行中國判決的問題，均發生在維多利亞州。其中兩宗案件的中國判決得到了澳洲法院的承認，而另一宗案件卻得到了澳大利亞法院拒絕承認的結果.
三宗案件如下：
2017年12月19日，在 Liu v Ma & Anor [2017] VSC 810 一案中，維多利亞州最高法院認可并執行了江蘇省南通市崇川區人民法院的判決。
2019年2月27日，在蘇州海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訴趙氏 Suzhou Haishun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 Ltd v Zhao and Ors [2019] VSC 110一案中，維多利亞州最高法院認可并執行了江蘇省蘇州市虎丘區人民法院的判決。
2019年4月30日，在 Xu v Wang [2019] VSC 269（2019年4月30日）一案中，維多利亞州最高法院拒絕承認并執行寧波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寧波判決被駁回，澳大利亞法院給出的駁回理據為，中國判決中的債權人濫用程序。
根據上述案例，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和澳大利亞在承認和執行外國判決方面建立了比較明朗的規則和判例法基礎。我們也會在如下文章中分析中國判決在澳洲承認與執行的法律依據，構成要件，抗辯理由以及案例要點提示。
澳大利亞法院執行外國判決的依據
1. 《外國判決聯邦法規1991》 Foreign Judgments Act 1991 (Cth)
2. 普通法 Common Law
在澳大利亞，可以通過兩種程序申請承認與執行外國法院判決（適用單獨協定的新西蘭除外）：第一種是根據成文法《外國判決法（1991）》(以下簡稱“《外國判決法》”或“FJA”)的規定，對特定國家的判決在本國的效力進行認定；另一種是適用普通法程序進行認定，該路徑適用于大部分國家。
以中國為例，中國法院的判決只能通過普通法獲得認可以及執行，也就是說有過澳大利亞法院承認與執行中國判決的判例在前，且同時是要滿足普通法規定的特別條件。在特定情況下，來自中國的個人或組織可以向澳大利亞具有司法管轄權的州和地區尋求承認和執行中國法院做出的判決。過往經驗來看，律師團隊多數時候是幫助來自中國的債權人（通常是公司法人，或者債權人個人）去到澳大利亞法院申請承認與執行中國法院作出的判決。
對此類判決的承認使中國的債權人能夠通過承認判決后的執行程序，在澳大利亞執行被告所拖欠的債務，例如獲得沒收及變賣土地的法令，去能夠實現債務清償的目的。除了獲得對外國法院判決的承認之外，申請人還可以得到合理法律費用的追償權以及截至登記之日起累計的欠款利息。
中國判決依據普通法執行的要件
若要澳大利亞法院依據普通法，即判例法原則來承認和執行外國判決的命令，尋求依賴外國判決的一方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1. 外國法院必須行使澳大利亞法院認可的“國際”管轄權。在引用外國法院的管轄權時，該外國法院必須在當時對被告擁有管轄權。因此，被告（自然人）必須在外國管轄區內定居或常駐住，且自愿接受外國法院的管轄權，或者在該外國訴訟的啟動程序文件送達時，被告必須處于該外國管轄區。同理，作為被告的公司在被送達文件時也需在外國法院管轄區內經營業務。
2. 外國法院的判決必須帶有終局性。外國訴訟程序必須在澳大利亞法院啟動程序前已經結束。衡量終局性的關鍵在于外國法院是否將其判決視為最終決定，這意味著對雙方之間的爭議問題已經有了最后的決斷。敗訴債務人可能對外國法院的裁決提出上訴或該上訴程序正在審理，但這并不會否定以上的條件。但是，該判決在澳洲的法庭程序可能被暫時中止直到外國法院做出上訴結果。
3. 外國判決當事人的身份必須與澳大利亞執行程序的當事人一致，且負有個人義務。
4. 外國判決必須是追償債務或確定數額的金錢，且該債務不能是政府財政債務。判決金額確定，盡管某些非金錢類判決在衡平法上屬于可行的
5. 判決不得因以下理由被撤銷，例如被告缺席，或在澳大利亞執行該判決將有可能違反澳大利亞公共政策等。
抗辯理由
在申請一方(通常為債權人一方)能夠滿足如上條件的情況下，對方(債務人)僅可以在有限的理由上質疑對外國判決的承認。對方可以基于此類理由提出抗辯，包括但不限于：
1. 該外國判決違反澳大利亞公共政策
2. 該外國法院的行為與司法公正相悖
3. 該外國判決是通過欺詐或非法程序而獲得的
4. 該外國判決具有懲罰性(多數體現在刑法類懲罰)
在澳大利亞，各州根據判例法原則對于外國判決事項的要求和申請程序規定有所不同。一般來說，啟動程序必須附有宣誓書，該宣誓書必須包含以下文件：
1. 由外國法院的相關負責人員證明并通過其認證的外國判決書副本
2. 如果外國判決書文本不是英語書寫，則需要經過公證的判決書英文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