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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調解十大發展趨勢(二):調解規則規范化、調解員職業化

來源:藍海中心  日期:2021.06.29 人氣:27 

編者按:

《國際調解十大發展趨勢》為譯文,原文刊發于《新加坡法學院學報》(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Journal)2019年第31卷特刊。作者娜嘉·亞歷山大(Nadja Alexander),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教授、新加坡管理大學國際爭端解決中心(SIDRA)主任;譯者趙蕾,華南農業大學人文與法學學院副教授;樊文穎,華南農業大學人文與法學學院學生。該文從當事人多樣化、調解實踐擴大化、調解規則規范化、調解員職業化、律師調解普及化、調解實踐多元化、調解與其他糾紛解決機制融合化、在線糾紛解決便捷化、賠禮道歉立法化、第三方資助合法化等十個方面闡述了當今全球調解的最新發展趨勢,對我國的調解發展具有借鑒意義。鑒于文章篇幅較長,我們將其分為五個部分按期推送,歡迎關注與分享!

接 續


三、調解規則規范化


近年來隨著調解實踐的制度化和專業化發展,同時全球跨境商事糾紛解決需要更強的確定性,企業進行國際貿易需要更多的便利性與確定性,對于建立健全全球商事調解法律體系的呼聲也日漸強烈。其實,在跨境糾紛解決領域,有關商事調解規范的國際規則早已有之,如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1980年頒布的《調解規則(UNCITRAL Conciliation Rules)》[1]③。進入21世紀后,更是興起了一股國際調解立法浪潮,其中以歐盟《2008/52/EC號關于民商事調解若干方面的指令》[2](以下簡稱《歐盟調解指令》)、《聯合國關于調解所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公約》[3](以下簡稱《新加坡公約》)、《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調解示范法》[4](以下簡稱《調解示范法》)為其中典例。以下分別展開論述。


(一)《歐盟調解指令》

早在2008年,歐盟的區際調解法律框架就由《歐盟調解指令》奠定了基礎?!稓W盟調解指令》要求各成員國 (不含丹麥)應于2011年5月21日前遵照本指令施行必要的跨境民商事調解法律、規章?!稓W盟調解指令》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內容:

(1)調解程序啟動條款[5];

(2)調解程序中訴訟時效保護條款[6]④;

(3)調解員資質(資格)與調解程序條款[7];

(4)調解協議的強制執行力條款;

(5)調解保密條款[8]。


《歐盟調解指令》目的在于利用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便利當事人的糾紛解決,并通過鼓勵使用調解以及確保調解與司法程序之間的平衡關系促成糾紛的妥善解決。因此,該指令允許各國為實現這一目的對國內法進行相應修改或以此為藍本重新制定國內法,而不必完全采納《歐盟調解指令》的內容。不過這種做法也產生了一些問題,例如,歐盟調解協議統一執行機制并未建立,歐盟跨境調解協議必須轉化為判決書或仲裁裁決書才能獲得強制執行力。


(二)《新加坡公約》

201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新加坡公約》與跨境調解密切相關?!缎录悠鹿s》是聯合國第一個以調解為重點的多邊條約。它試圖解決當前國際調解制度的一大痛點——即國際和解協議缺乏快速有效的執行機制。[9]在實踐中,國際和解協議很難與仲裁裁決書[10]或法院判決書[11]具有同等效力,從而也無法適用已經較為成熟的對外國仲裁裁決[12]和法院判決的國際承認和執行制度。[13]因此,國際和解協議在外國司法管轄區往往面臨嚴重的認可難和執行難問題。[14]


為了改變這一狀況,《新加坡公約》賦予國際和解協議以與仲裁裁決同等的執行力[15],并建立了一個簡單有效的直接執行機制[16]:《新加坡公約》的第3條參照了《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以下簡稱《紐約公約》)第3條的規定,明確適用本公約執行國際和解協議時只對和解協議進行形式審查。只有在當事人提出請求時,才在請求范圍進行實質審查。尋求救濟的一方應向該法院提出申請,并提交包含締約方簽名的國際和解協議、調解員或調解機構出具的認證,以證明該協議是通過調解而達成的。[17]如果該協議不違反《新加坡公約》第5條規定的締約國拒絕執行的情形,它將由該法院直接執行。在當事人已經成功地調解糾紛,但后來一方當事人又試圖重新起訴時,對于已經通過調解協商完畢的部分,締約國應允許當事人援用和解協議并基于它提出完全的抗辯。


解決國際和解協議執行難的關鍵在于取消“需要在其締結地進行審查”的要求。換句話說,《新加坡公約》沒有“調解地”的概念,也沒有締約國要求,僅需要和解協議本身符合“經調解而產生”,并提交必要證據證明其具有可執行性。因此,《新加坡公約》僅調整執行前的階段:即確認和解協議具有可執行性以及當事人有權獲得法律救濟,具體的程序規則遵照各國法律規定。


《新加坡公約》明確將可作為判決或裁決執行的經調解而達成的和解協議排除在外。[18]該公約的主要目的是在《紐約公約》、海牙《選擇法院協議公約》和其他跨境執行協議不適用[19]⑤的情況下發揮作用,填補可執行性方面的空白。[20]《新加坡公約》除了作為促進公約執行的工具之外,更深層次的意義是它首次將調解在國際法意義上提升為與仲裁、訴訟同等地位的爭議解決方式,成為國際商事糾紛解決的三駕馬車。[21]


(三)《調解示范法》

《國際商事調解示范法(2002)》[22]⑥(以下簡稱《調解示范法》)與《新加坡公約》不同?!缎录悠鹿s》側重于對和解協議的承認和執行,而《調解示范法》則側重于確定國際商事調解的一般規則和基本程序?!墩{解示范法》主要目的是為各國在訂立調解法時提供立法參考?!墩{解示范法》允許一國采納調解示范法條文時對原條文進行改動或刪除,并不要求全盤接收,因此《調解示范法》具有較高的靈活性。值得注意的是,《調解示范法》的修訂工作與《新加坡公約》的起草和通過同時進行。這也是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歷史上第一次由一個工作組同時擬訂兩項法律文書。各國可以選擇加入《新加坡公約》抑或是參考示范法制定本國調解法。


全球約33個法域以及美國部分州采納了《調解示范法》。[23]⑦《調解示范法》與《新加坡公約》一致采用了廣義調解定義,即“由第三方協助當事人,幫助其友好解決爭議的程序”。[24]《調解示范法》規范了調解中的程序性事項,如調解的啟動[25]和終止[26],以及調解員的任命[27];同時還包含參與者的權利和義務條款,如調解員的保密條款[28]、調解證據的可采性條款[29]、平行訴訟[30]、調解程序中的訴訟時效條款[31]、調解員中立性強調條款[32]、調解員在同一案件中作為仲裁員和法律顧問的限制條款[33]等?!墩{解示范法》雖然沒有明確規定統一的調解協議承認和執行制度,但允許各國在通過該法時自行對接本國的執行機制,并且確定了調解協議一般執行原則[34]⑧。


《調解示范法》的修訂重點在于補充與《新加坡公約》規定相一致的關于國際和解協議可執行性的條款,并確保兩份法律文件的一致性。例如第二工作組的起草者將“調?!备臑椤罢{解”,反映了國際調解領域的發展。此外,《調解示范法(2002)》條款改動不大。


除了上述重要法律文件外,還有許多法律法規促成了國際調解法在家庭糾紛[35]、消費者糾紛解決[36]和在線糾紛解決[37]等具體實踐領域的迅速發展。如趨勢二國際調解實踐擴大化所提及,雙邊投資協議逐漸將調解作為其糾紛解決條款的一部分。全球如火如荼的調解立法動態表明,世界各國正在順應接近正義的浪潮,糾紛解決的重心逐漸轉移為當事人、社會主體、社會力量,通過調解方式及時、便捷、經濟、平和地解決糾紛。


四、調解員職業化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些國家的糾紛解決機構、律師協會、法院等法律行業協會開始向調解員頒發資格證書。隨著資格認證標準的完善,調解員資格認證制度初步建立起來,并進一步推動了調解的專業化發展。[38]2000年前后,通過立法(如奧地利)、行業標準(如澳大利亞、中國香港)以及立法與行業標準混合(如德國、新加坡)的形式,很多國家和地區的調解員資格認證制度相繼確立。[39]一般而言,一國調解員資格認證制度基本包括以下三方面內容:調解員職業準入標準、評定規則和職業調解員必備培訓要求。


國際調解服務機構為保證調解的中立性,會在組建調解小組(Panel)時安排來自不同國家的調解員。這實際上表明其認可了各國不同糾紛解決機構的調解員資格證書,有時這種“認可”也暗含了認可各國不同的調解員專業標準。因此在過去十年中,調解員專業化趨勢也逐漸從國內層面擴散至國際層面。


一些商界領袖曾公開表示,國際調解員職業面臨著嚴重的人才缺口。能夠勝任國際調解員職位的人才,需要具備專業的技能、豐富的經驗,深受當事人信賴并被權威機構認可。[40]美國國際集團(AIG)勞動糾紛解決部前負責人,國際調解協會(IMI)聯席主席Deborah Masucci指出,當下解決這一問題“最好的做法”(Best Practice)是一國或某地區的當事人在選擇調解解決糾紛之后,可以通過訪問國內外調解員名冊,按照國際調解員的資格認證、專業技能,以及相關機構認可其在管轄區內從事跨境調解等具體情況,選擇調解員。


調解員認證的國際化主要通過以下四種方式得以實現:第一,單方認可(外國)調解員先前取得的資格和/或經驗;第二,相互承認某國或某國際機構的調解員標準;第三,只承認外國調解員在本國取得的調解員資格;第四,制定調解員資格認證的國際標準。


調解員認證的國際化具體而言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 單方認可(外國)調解員先前取得的資格和/或經驗。大多數調解員資格認證組織都提供了以經驗為基礎的專業調解員認可途徑,包括承認調解員以往取得的調解資格。[41]不同機構對于調解員資格認證具體要求差別較大,但通常都會要求申請人提供之前的培訓經歷和調解經驗,并附上原認證機構和當事人出具的證明及工作日志等材料,以證明其調解經驗真實可靠。


2. 相互承認某國或某國際機構的調解員標準。國際調解協會(IMI)與新加坡國際調解機構(SIMI)就調解員互認達成協議;奧地利和德國也在機構層面[42]相互認可的調解員標準,這些舉措促進了專業調解員在歐洲這兩個司法管轄區之間的相互流動。


3.  制定調解員資格認證的國際標準。IMI是第一個著手建立調解員資格認證國際標準的機構。IMI一直致力于與世界各地的調解員資格認證機構合作,為經驗豐富的專業調解員建立國際認證體系,調解員可通過IMI能力認證計劃(IMI Certification Scheme)獲得資格認證。此外,IMI能力認證計劃還對調解培訓項目進行認證。該認證的獲得并非要求達到某個統一的標準,而是通過協調機制(如調解員同行和客戶審查)以及基于透明、信任、勝任能力、保密和公正等總體原則的調解員專業行為守則,提供高質量調解員和調解培訓的信任標志。⑨由此可知,相比制定統一的認證標準,IMI的目標是提供一個適用于不同國家以及世界各地公共和私營部門、服務提供商、組織的各種調解員認證要求的框架。當前,IMI仍致力于向調解員、調解用戶、調解員證書頒發機構、調解服務提供者、政府代表和其他對發展國際調解員認證感興趣的人尋求進一步合作。


2014年成立的新加坡國際調解機構(SIMI)倡議將調解員資格認定標準、道德準則、持續專業發展制度化。SIMI旨在為糾紛解決市場設定調解員資質認證標準、調解員職業道德標準、調解員等級晉升標準、開發協助各方了解調解相關情況的可用工具,從而提高社會公眾調解意識,鼓勵當事人選擇調解解決糾紛。[43]為此,SIMI建立了調解員四級晉升標準體系,預備調解員(Accredited Mediator)需要滿足一定的調解培訓以及調解時長要求才能晉升為認證調解員(Certified Mediator)。這套晉升標準體系不僅適用于本國調解員,也適用于外國調解員;不僅適用于國內調解,也適用于國際調解。換句話說,SIMI旨在推行國內和國際調解實踐統一標準。同時,與IMI一樣,SIMI也承認了調解模式的多樣性。[44]SIMI資格認證計劃雖然本質上是機構規則,但成功被立法所吸收?!缎录悠抡{解法(2017)》[45](The Mediation Act 2017)認可由SIMI認證調解員進行的調解,同時為促進經特定的調解程序(比如由SIMI認證調解員主持進行)達成的國際和解協議的執行提供了途徑。[46]外國調解員即使沒有得到法律認可的機構的認證,仍然可以在新加坡進行調解,但他們本身及其主持的調解不能得到《新加坡調解法(2017)》的保護。上述規定以及針對外國調解員的免稅措施[47],其目的都是鼓勵外國調解員在新加坡指定機構工作并積極申請SIMI調解員認證,從而促進國際調解標準化發展。


除了制定資格認證標準外,促進調解員專業化的措施還包括為調解員制定職業道德標準,并建立相應的監督和執行機制。大多數國際調解服務提供者都為調解員提供行為準則。在某些國家,如若調解員違反了行為準則,當事人可以通過提起訴訟的方式尋求民事救濟,但當前還沒有這方面的成功案例。[48]例如《新加坡公約》明確規定:調解員如嚴重違反適用于調解員或者調解的準則誤導當事人訂立和解協議的,主管機關可以拒絕準予救濟。[49]這在世界上尚屬首次,也因此,調解員資格認證及其標準一下成為國際熱點。當前,這些舉措還不成熟,法院將如何回應這些涉及調解員標準的挑戰,以及這些舉措對調解員專業化的作用,仍有待觀察。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國家(如澳大利亞)只有專職調解員才需要另外購買調解責任險,律師調解員不需要單獨購買,因為律師責任險涵蓋了該保險。[50]


最后,用戶反饋和投訴制度是調解員職業化的核心。在這方面,IMI建立了一個定期收集客戶的反饋及對調解員進行同行審查的制度。[51]SIMI則會邀請當事人及其代理人填寫反饋表格。[52]當調解中擔任調解員角色的是律師時,當事人可以通過法律行業協會設立的投訴程序進行反饋,[53]調解員所屬機構也明確保留解雇違反職業道德標準的調解員的權利。[54]


(未完待續)


注釋

[1] UNCITRAL Conciliation Rules GA Res 35/52, adopt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35th Session, 23 July 1980.

③ 譯者注: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已經發布《調解規則(2020)草案》。

[2] Directive 2008/5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1 May 2008 on certain aspects of mediation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

[3]]GA Res 73/198, adopt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73rd Session, 20 December 2018.

[4]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GA Res 73/199, adopt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73rd Session, 20 December 2018.

[5]]Supra note 57, at Art 5.

[6] Id, at Art 4.

④ 譯者注:根據《調解指令》第 8條規定,成員國應確保選擇調解解決爭議的當事人不會因為與爭議有關的訴訟時效已過,而無法提起訴訟或仲裁。第1款的規定不應損害以成員國為當事人的國際條約中有關訴訟時效的規定。

[7] Supra note 57, atArt 6.

[8] Id, at Art 7.

[9] Stacie Strong, Realizing Rationality: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Wash & Lee Law Review, 2016, Vol.74:4, p.2014; see also Jacqueline Nolan-Haley, Mediation: The “New Arbitration”, Harvard Negotiation Law Review, 2012, Vol.17,pp.88–89.

[10] Gary Bo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2nd Ed, Wolters Kluwer,  2014, pp.3021–3027; See Art 30 of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40/17, Annex I; A/61/17, Annex I) (21 June 1985; amended 7 July 2006).

[11] Consider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Act 2017, Act 1 of 2017; and the following commentary in Dorcas Quek Anderson, A Coming of Age for Mediation in Singapore? Mediation Act 2016, 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Journal, 2017, Vol.29, p.275.

[12]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330 UNTS 3.

[13]  Art 12 of the Hague Convention of 30 June 2005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2005 Hague Convention”).例如申請根據《海牙協議選擇法院公約》第12條執行和解協議。當然,為了使這種和解協議能夠得到執行,和解協議文件中必須有法院選擇相關的書面協議,而且和解協議的標的必須不屬于該公約第2條的排除范圍。

[14] James R Coben & Peter N Thompson, Disputing Irony: A Systematic Look at Litigation about Mediation,  Harvard Negotiation Law Review, 2006, Vol.11, pp.47–48; James R Coben & Peter N Thompson, Mediation Litigation Trends: 1999–2007, World Arbitration & Mediation Review, 2007, Vol.1, p.395.

[15] Nadja Alexander & Shouyu Chong,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A Commentary,  Wolters Kluwer, 2019.

[16]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Arts 1and 3.

[17] Id, at Art 4.

[18] Id, at Art 1(3). S 12 of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Act 2017 ,Act 1 of 2017.關于可作為法院判決執行的國際調解解決協議的示例。

[19] Nadja Alexander & Shouyu Chong, The New UN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aka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 Why It’s Important for Hong Kong,  Hong Kong Lawyer, 2019, p.28; The SIFOCC website, https://www.sifocc.org/about-us/, last visited 1 February 2019).在判決方面,還應當注意到商事法院常設國際論壇(SIFOCC)就跨法域執行商事判決的多邊諒解備忘錄達成的共識,可能包括作為判決認可的國際調解協議。此外,《新加坡公約》的適用還必須與即將出臺的《承認和執行外國民商事判決公約》(草案)保持一致。在本文發表之時,該公約草案正處于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的起草階段。

⑤ 譯者注:2019年7月2日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第22屆外交大會通過了《承認與執行外國民商事判決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

[20] Art 12 of the Hague Convention of 30 June 2005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21] Nadja Alexander & Shouyu Cho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Perspectives from Singapore,Nederlands-Vlaams tijdschrisft voor Mediation en conflictmanagement, 2018, Vol.22:4, p.38; Nadja Alexander, Introducing Regulatory Robustness Ratings for Mediation Regimes in the EU, in EU Mediation Law Handbook – Regulatory Robustness Ratings for Mediation Regimes, Nadja Alexander et al.(eds), Wolters Kluwer, 2017.

[22]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ciliation,GA Res 57/18, adopt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57th Session, 19 November 2002.

⑥ 譯者注:2018年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對《調解示范法》作了修正,新增關于國際和解協議及其執行的一節,并將其更名為《國際商事調解和調解所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示范法》。下文所述《調解示范法》特指2018年修訂后的《國際商事調解和調解所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示范法》。

[23] UNCITRAL, Status: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ciliation (2002), http://www.uncitral.org/uncitral/en/uncitral_texts/arbitration/2002Model_conciliation_status.html, last visited  June 2019.

⑦ 譯者注:截止2021年4月1日,世界上已有33個國家共45個法域通過了以《示范法》為藍本或在其影響下制定的調解立法,見https://uncitral.un.org/zh/texts/arbitration/modellaw/commercial_conciliation/status.

[24] Supra note 77, atArt 1(3).

[25] Id, at Art 4.

[26] Id, at  Art 11.

[27] Id, at Art 5.

[28] Id, at Arts 8 and 9.

[29] Id, atArt 10.

[30] Id, at 13.

[31] Model Law on Conciliation optional Art X.

[32] Supra note 79, at Art 6(3).

[33] Id, at Art 12.

[34] Id, at Art 14.

⑧ 譯者注:一般執行原則,是指“應按照頒布國的程序規則并根據本節規定的條件執行和解協議;如果一方當事人聲稱對已由和解協議解決的事項有異議,該當事人可按照本頒布國的程序規則并根據本節規定的條件援用和解協議,以證明該事項已得到解決”。

[35] Art 31 of the Convention of 19 October 1996 on Jurisdiction, Applicable Law, Recognition,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in Respect of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Measu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19 October 1996; entry into force 1 January 2002) (“Hague Convention 1996”); The Convention of 13 January 2000 on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Adults (13 January 2000; entry into force 1 January 2009);  The Convention of 25 October 1980 on the Civi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Child Abduction (25 October 1980; entry into force 1 December 1983).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制定了三項相關公約。首先是《關于父母責任和保護兒童措施的管轄權、法律適用、承認、執行和合作公約》(第31條規定促進對屬于《公約》范圍內的事項進行調解);其次是《國際保護成年人公約》(1996年《海牙公約》的姐妹篇,主要反映了對弱勢成人的保護)。最后是《國際兒童誘拐民事方面的公約》。此外,歐盟通過具體涉及跨境家事調解的理事會條例、指令和備忘錄,加強對家事糾紛調解的支持。

[36] Directive 2013/11/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1 May 2013 on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consumer disputes and amending Regulation (EC) No 2006/2004 and Directive 2009/22/EC (Directive on consumer ADR).

[37] Consider Regulation (EU) No 524/201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1 May 2013 on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consumer disputes and amending Regulation (EC) No 2006/2004 and Directive 2009/22/EC (Regulation on consumer ODR), Annex A: APEC Cross-border e-Commerce Facilitation Framework, Meeting Papers from the 2017 APEC Annual Ministerial Meeting, https://apec.org/Meeting-Papers/Annual-Ministerial-Meetings/2017/2017_amm/Annex-A,last visited 4 November 2018. 在撰寫此文時,亞太經合組織試行的一個項目,就是以推進治理結構提升與程序規則建構,發展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國的企業間糾紛的跨境在線爭端解決。

[38] “credentialing”“certification”“accreditation”等術語在專業調解界有各種不同的用法。

[39] Nadja Alexander, Introducing Regulatory Robustness Ratings for Mediation Regimes in the EU, in EU Mediation Law Handbook – Regulatory Robustness Ratings for Mediation Regimes, Nadja Alexander et al.(eds) Wolters Kluwer, 2017.在澳大利亞、香港和新加坡,調解員的資格認證主要是以軟法形式進行行業監管。一些機構制定了監管機制,詳情參見以下網站:  in Australia, see www.msb.org.au; in Hong Kong, see www.hkmaal.org.hk; in Singapore, see www.simi.org.sg.

[40]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stitute, Ten Good Reasons to become IMI Certified,

https://www.imimediation.org/practitioners/ten-good-reasonsbecome-imi-certified/, last visited 3 March 2019.

[41] The experience-based path to mediator accreditation offe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stitute, www.imimediation.org; The Hong Kong Mediation Accreditation Association, http://www.hkmaal.org.hk/; Resolution Institute (Australia), https://www.resolution.institute/accreditations/mediationaustralia;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stitute, http://www.simi. org.sg/What-We-Offer/Mediators/The-Experience-Qualification-Path, last visited June 2019.

[42] Bundesverband Mediation:Wechselseitige Anerkennung der Mediationsverb?nde, https://www.bmev.de/ueber-den-verband/kooperationen/anerkennung-verbaende.html, last visited June 2019. 如德國、瑞士和奧地利的資格認證機構之間的互認。

⑨ 譯者注:IMI通過以下方面考察候選人是否遵守專業行為準則:經驗(過去三年中調解過20起案件或調解時長超過200小時)、培訓經歷(需要州級以上的調解證書,擁有調解培訓證明以及遞交一份有關調解理論與哲學的陳述)、同行或客戶推薦信、調解員技巧面試。

[43] Joel Lee, Singapore Developments –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stitute and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Centre, Kluwer Mediation Blog, http://medi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14/11/14/singapore-developments-the-singapore-international-mediation-institute-and-the-singapore-international-mediation-centre/.

[44] Peter Coleman, Katharina Kugler & Ljubica Chatman, Adaptive Mediation: An Evidence-based Contingency Approach to Mediating Conflic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2017, Vol.28:3; see also Nadja Alexander, The Mediation Meta-model: Understanding Practice, CRQ, 2008, Vol.26:1.

[45] The Mediation Act 2017,Act 1 of 2017.

[46] Id, at Ss 12(1) and 2(1). See also Designated Mediation Service Providers and Approved Certification Scheme (No 3760), http://www.mediation.com.sg/assets/downloads/eGazette-3760-Designated-Service-Provider.pdf, last visited 21 April 2018.

[47] Ministry of Law, Tax Exemption for Income Derived by Non-resident Mediators for Mediation Services Rendered in Singapore, 31 March 2015, https://www. mlaw.gov.sg.

[48]  Tapoohi v. Lewenberg (No 2), [2003] VSC 410. 維多利亞州最高法院認為,調解員對當事人確負有謹慎義務。Chan Gek Yong v. Violet Netto, [2018] SGHC 208. 對調解員迫使原告簽署調解解決協議的指控被駁回。駁回的原因是,這些指控是在訴訟過程中提出的,而調解員不是訴訟當事人。根據最新信息,之后當事人沒有對調解員進行追訴。

[49] Supra note 71, at Arts 5(1)(e) and 5(1)(f) . 見前文趨勢三中有關《新加坡調解公約》的論述。

[50] The Law Society of Singapore, Professional Insurance Cover, https://www. lawsociety.org.sg/For-Public/Professional-Indemnity-Insurance, last visited 3 March 2019.

[51]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stitute, Certification Process, https://www.imimediation. org/practitioners/certification-process/, last visited 3 March 2019.

[52]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stitute, SIMI Mediator Feedback Form, http://www.simi.org.sg/Mediator-Feedback, last visited 3 March 2019.

[53] In Singapore, see ss 75B and 85(1)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Act (Cap 161, 2009 Rev Ed); The Law Society of Singapore, Complaints, https://www.lawsociety.org.sg/Lawyer-Regulation/Complaints, last visited 3 March 2019. 該項規定一般適用于律師,不適用于調解員。根據推理,這項規定也適用于律師調解。

[54] Loong Seng Onn & Deborah Koh,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entre” in Mediation in Singapore: A Practical Guide, Danny McFadden & George Lim (eds.) , 2nd Ed, Sweet & Maxwell, 2017, p.282, para.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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